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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雅各布斯的人行道上摆摊：边缘人的谋生之道
Mitchell Duneier, 1999. Sidewalk, with photographs by Ovie Carter and an afterword by Hakim Hasa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美] 米切尔·邓奈尔 / [美] 奥维·卡特，马景超、刘冉、王一凡译，人行道王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Manning, Philip. 2001. "Sidewalk." Symbolic Interaction 24(1):113-116.Hopper, Kim. 2001. review of Sidewalk by Mitchell Duneier, Social Service Review, 75(1):173-177.
最近，朋友圈被人行道上摆摊刷屏。说起人行道，大概不能不提及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对人行道的经典论述。这正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人行道王国》(Sidewalk)的出发点。首先，《人行道王国》所讲述的人行道（第六大道）距离雅各布斯写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所居之地只有十几个街区。第二，邓奈尔《人行道王国》英语原版出版距离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相隔四十年，街道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一个边缘化的群体，即在格林尼治村人行道上谋生的贫穷黑人男性（其中不少人有犯罪和吸毒经历、携带艾滋病毒、无家可归），他们中有二手书贩、二手杂志摊贩、拾荒者和乞讨者等。在本书中，邓奈尔试图理解“人行道生活如何运作？特别是贫穷黑人男性群体面临种族和阶级的污名和排挤，他们如何谋生？他们如何冒犯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的行为如何与城市管理机制产生交集？”
《人行道王国》几乎每一章都从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相关论述出发，例如公共人物、街道眼、同化陌生人、失序、人行道生活等，进而论述自己的新发现，是向雅各布斯的经典致敬和继承。同时本书还是城市社会学芝加哥社会学派民族志研究传统的延续。在《人行道王国》中，邓奈尔讲述了在纽约第六大道人行道上工作和生活的男人和女人的社会世界。邓奈尔的叙述以人物为线索：在经过研究对象允许的前提下使用人物真名、展示照片，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在他研究中遇到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本书的讲述具体入微，通过描述在人行道中生活的人来解释街头生活的规范。邓奈尔将一个边缘化的群体人性化，而这个群体在不同的时间里，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的群体所忽视或受到法律的制裁。《人行道王国》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表达了对人行道上摆摊之人的同情，同时也是一本不遗余力、严谨的学术著作，不仅将人行道上生活方式置于美国的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而且还以记者般的严谨，竭尽全力追踪核实那些在读者眼中可信度可能值得怀疑的线人的说法，比如某人对南卡罗来纳州私刑的童年记忆，哈基姆在公司工作的历史，穆德里克自言对他孙女的无比疼爱。《人行道王国》对于研究对象的酗酒、吸毒、坐牢、公共场所撒尿、马路上语言调戏女性等经历和行为亦不讳言。邓奈尔用多种方式记录人行道世界的生活，事实可资核查。本书采用了他们的真实姓名，他们的对话被精确地转录，他们的照片由普利策奖得主奥维·卡特拍摄。邓奈尔对私人文件和生活史价值的重视让人想起W.I.托马斯；邓奈尔与研究对象哈基姆的关系类似于萨瑟兰和康威尔的关系。正如萨瑟兰多年前邀请奇克·康威尔到印第安纳大学一样，邓奈尔邀请哈基姆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参与教授一门社会学课程。邓奈尔把他的民族志意识归功于他以前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以及伊利奥特·利博（Elliot Liebow）和艾利佳·安德森（Elijah Anderson）。然而在这里戈夫曼可能更确切的典范。正如戈夫曼在《疯人院》（1961）中为精神病院里的患者发声，邓奈尔在《人行道王国》里为在第六大道上生活和工作的人发声。不过，戈夫曼为他研究对象的生活发声，而邓奈尔则给予他们一张脸。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戈夫曼主要想从理论上理解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病人困难甚至悲惨的境况，而邓奈尔则想对他在人行道上认识的人困难甚至悲惨的生活进行更个人化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可能邓奈尔更接近于苏·埃斯特洛夫，她的《整疯：一项关于美国社区精神病人的田野研究》（1981）描述了精神病院之外的精神病患者的精神药理生活，比戈夫曼对于精神病院生活的描述更加个人化。《人行道王国》是一本重要的书，它让我们得以进入第六大道的社会世界。邓奈尔重现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符号互动主义的价值和传统。并且，邓奈尔还通过整合新的方法和见解，特别是来自女性主义理论和对话分析，扩展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优良传统。邓奈尔进入第六大道人行道世界的引路人是书贩哈基姆·哈桑。邓奈尔在1992年偶然认识了他，并惊讶地发现哈基姆的书摊出售自己写的第一本书《斯利姆的桌子》(Slim’s Table)。在引言中，邓奈尔讲述他与哈基姆相遇不久，他问哈基姆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哈基姆回答:“我是一个公共人物”。邓奈尔有些疑惑，追问"什么"？，哈基姆解释：“你读过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吗？在那里你会读到的。”哈基姆的话影响了邓奈尔对第六大道人行道生活的理解。邓奈尔回家去翻看了曾经读过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人行道生活的社会结构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自我任命的公共人物。公共人物需要与一个广泛的圈子里的人们保持频繁的联系，同时由足够的兴趣成为公共人物。公共人物并不需要由特殊的才能或智慧来满足这一功能——虽然他们通常还是拥有如此品质。他们只需要出场，同时还要由足够的对象在场。他们的主要资质就是他们是‘公共的’：他们会与各色各样的人们交谈。如此一来，与人行道息息相关的消息就会传播开来。”
邓奈尔认为，哈基姆不仅仅是个公共人物，还是某种街道知识分子。哈基姆通过成为贩卖黑人书籍的书贩，他能够获得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在经济和智识上都能维持生活。邓奈尔讲述了哈基姆如何在书摊前指导一个22岁的年轻黑人阅读有关黑人的历史和种族压迫制度的书籍，极具教育和启发意义。
从哈基姆的例子，邓奈尔认识到,“公共人物的角色并不需要由传统中德高望重的人物来承担。这些摊贩和拾荒者往往无家可归，却能遵守规范和准则；不仅如此，他们在街头的存在还能加强社会秩序。”
通过哈基姆，邓奈尔了解到第六大道是一个有着内部规则的世界，二手书贩、二手杂志摊贩、乞丐以及协助这些街道活动的相关群体构成一个地位等级。基于7年的田野调查，收集了20个人的生活史，邓奈尔向我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态度、愿景和自我合理化。在附录《研究方法陈述》中，邓奈尔坦言，《人行道王国》的初稿原本不太关注这些不同的故事，而更多地围绕哈基姆本人的故事，但哈基姆劝他不要这样写。尽管手稿已经准备好并被出版社接受，但邓奈尔严肃对待哈基姆的建议，把初稿放置一边，进行更深入的田野调查，最终重写完成了后来出版的版本。反过来，邓奈尔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哈基姆。他邀请哈基姆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给学生们讲课，并请哈基姆为《人行道王国》写作后记。这也是本书的一个特别之处，既有研究者本人对于研究方法的反思，也有研究对象置身白人研究视角之下对个人主动性的强调和对研究过程的推进。
通过对二手书摊贩、二手杂志摊贩、乞讨者等人行道的不同谋生方式的观察和研究，邓奈尔指出人行道对于边缘群体作为谋生之地的重要意义，“在人行道上，人们能够合法地进行商业活动，而这些活动能帮助他们维系自尊和对他人的尊重。尽管在回收垃圾中挑挑拣拣和街头摆摊看起来制造了混乱，甚至可能导致犯罪，但我几乎从未观察到这一环境中滋生的犯罪行为。”
“在人行道上，摊贩、拾荒者以及乞丐中已经发展出了经济角色、复杂的分工以及鼓励他们尝试‘更好’的生活的导师，这就是人行道上隐性的社会结构。”
因此，邓奈尔对于"破窗理论"所引申出的注重秩序、消灭任何失序现象的社会政策提出异议，“一个社会正确的应对方法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祉，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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